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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鞠建華（1962—），男，漢族，博士，自然資源部礦產資源保護監督司司長，長期從事國土資源管理工作。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礦業持續快速發展，為經濟建設提供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支撐起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但是，我國礦業高質量發展受到資源基礎不牢、規模結構不合理、產品附加值低、技術裝備水平不均衡、政策吸引力不強等方面的影響和約束。新時代，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巨大潛力和增長空間使得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將持續增長，但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資源安全、經濟安全、生態安全的壓力不斷增加，礦業發展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在要求，夯實資源基礎，加快結構優化調整，提高開發利用效率，推動礦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礦業高質量發展。

一 中國礦業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和重要支撐

目前，我國不僅是礦產資源大國，而且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礦產品生產國、消費國和貿易國，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水平不斷提升，為新時代礦業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1.1 大部分礦產查明資源儲量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增長態勢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發現的礦產資源僅20多種，探明儲量的礦產資源僅有2種。到2018年，全國已發現礦產資源173種，已查明資源儲量的礦產資源就有162種，地質找礦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別是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需求大幅度增加和礦業產業快速發展，我國大部分主要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增長態勢，截至2017年底，煤炭、石油、天然氣、鐵礦、銅礦、鋁土礦、鉛礦、鋅礦、鉬礦、鎢礦、銻礦、金礦、鉀鹽（KCl），全國查明資源儲量分別為16 666.7億t、35.42億t、55 221.0億m3、848.9億t、1.04億t、50.89億t、8 967萬t、18 493.9萬t、3 006.8萬t、1 030.42萬t、319.76萬t、13 195.6萬t、102 695.0萬t，較2001年分別增長63.4%、44.5%、199.4%、46.1%、50.3%、106.0%、139.8%、89.5%、212.6%、76.7%、36.1%、195.3%、45.1%，為守住礦產資源安全保障底線奠定了扎實的資源根基。特別是頁巖氣，不僅查明資源儲量實現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到2018年4月末，累計探明地質儲量已經超過萬億立方米，成為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力量。

1.2 主要礦產品消費量和產量迅猛增長

21世紀以來，我國在快速工業化進程和崛起的過程中，主要礦產品消費量快速增長。據統計，2017年我國煤炭、鐵礦石消費量占全球的比重分別為50.7%、60.5%，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國；石油、天然氣消費量占全球的比重雖然分別只有13.3%、6.5%，但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消費國。期間，經歷了礦業十年的黃金周期，在需求大規模增長的驅動下，帶動了我國大宗礦產品的產量大幅度增長，其中煤炭、粗鋼、十種有色金屬和水泥產量增長最為顯著。2017年，全國煤炭、粗鋼、十種有色金屬和水泥產量分別高達34.5億t、8.3億t、5 378萬t、23.3億t，較新中國成立時分別增長了100多倍、5 000多倍、4 000多倍、3 000多倍。目前，我國是煤炭、鐵礦石、鉛礦、水泥用灰巖、建筑石料用灰巖等20多種礦產品的全球最大生產國和消費國。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礦產品，其消費量和產量增長速度更快，其中鎢、銻、稀土、螢石、菱鎂礦、石墨、銦、鎵等礦產產量占全球的比重，已從1990年的20%～30%增長到當前的70%～90%以上。目前，中國年礦石開采總量超過300億t，在全球礦產品生產和消費中占有關鍵性的地位。

1.3 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平不斷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礦產資源開采、選冶加工、綜合利用等水平大幅提升。“十二五”期間，黑色金屬礦開采回采率提高了5.7個百分點，有色金屬礦提高了1～2個百分點。近年來，原國土資源部已經發布了39個重要礦種的最低“三率”指標，對礦山企業提高資源利用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目前，我國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等礦產資源的開采回采率大多能夠達到90%左右，選礦回收率大多高于85%的水平，整體上接近或高于國際水平。2017年，我國井工煤礦薄煤層采區回采率一般達到85%、中厚煤層采區回采率一般達到80%以上、厚煤層采區回采率一般達到75%，露天煤礦薄煤層厚度采區回采率達到70%以上、中厚煤層采區回采率達到80%以上、厚煤層采區回采率達到85%以上；原油采收率可到達24%～28%；鐵礦地下開采回采率87.6%，露天開采回采率總體穩定在96%以上；有色金屬主要礦種開采回采率和選礦回收率均超過85%，其中銅、鉛、鋅、鎢、錫、銻、鉬等開采回采率接近或超過90%；非金屬采礦回采率保持穩定，其中磷礦露天開采回采率維持在95%左右、地下開采回采率提高到79%。例如金礦，國外典型礦山的金礦平均入選品位約為3.70 g/t，選礦回收率約為82.64%；我國金礦平均入選品位為2.39 g/t，而選礦回收率達到了83.38%。另外，我國廢石、尾礦等固體廢棄物利用率不斷提高，其中廢石、尾礦的利用率分別由“十二五”初期的11.76%、11.18%提高到“十二五”期末的17.77%、18.97%，許多砂石礦山資源實現從骨料到機砂直至石粉的全利用。隨著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的不斷提升，有效地緩解了我們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

1.4 礦山規模和技術裝備水平不斷提高

21世紀以來，我國礦業產業實力不斷增強，礦山規模結構得到了顯著改善，大中型礦山的數量占比由2005年的6.1%提升至2017年的16.0%，小型礦山及小礦數量占比由2005年的93.9%減少至2017年的84.0%。我國礦業技術裝備走過了從引進吸收到創新研發的過程，綜采液壓支架、300 t級重型卡車、大型電鏟、節能型液壓鉆機、半固定移動式破碎機、高壓輥磨、尼爾森選礦機等引進和研發，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平提高。近年來，我國技術裝備自主創新進步明顯，自主研制的礦業技術裝備不少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例如綜采設備、大型破碎研磨機、輸送設備、地浸采鈾、伴生螢石選礦等，均已邁入世界先進行列。當前，節能、環保、采選、加工工藝智能化、設備大型化已成為礦業技術發展的趨勢。原國土資源部已經先后發布了6批334項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激勵引導了技術工藝裝備的創新研發。另外，信息化技術在礦山設計、施工、開采、安全、管理、環境保護及科學決策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有效地提高了礦山企業的作業和運營效率。大多數現代化礦井和大型集團公司都實現了井下監測系統聯網，部分礦山實現了智能礦山的目標。

1.5 礦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和支撐

礦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礦業經濟貢獻占全國GDP的比重超過了30%。2017年，全國規模以上采礦業企業資產總計93 681億元，占同類工業總資產量的比例為8.3%；主營業務收入47 443億元，占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總和的4.2%；利潤總額4 210億元，占工業利潤總額的5.6%。此外，礦業相關規模以上工業企業81 920個，資產總計403 912億元，主營業務收入357 492億元，利潤總額21 353億元；如果將采礦業和礦業相關工業的經濟指標相加，那么采礦業、礦業相關工業的企業單位數量、資產總計、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總額占工業總量的比例分別為24.9%、44.4%、35.7%、34.1%、26.7%。另外，礦業領域解決了大量的勞動就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7年全國采礦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為527.94萬人，占全國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總量的5.9%，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其他采礦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占比分別為65.6%、12.7%、6.8%、7.5%、7.3%、0.1%，礦業及其相關工業從業人員數量更大，為我國社會穩定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 影響礦業高質量發展的問題依然突出

新時代對礦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要求，但當前我國主要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增長乏力、礦山規模和產品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高、市場投資環境缺乏吸引力等問題還很突出。

2.1 主要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持續增長乏力，支撐礦業高質量發展的資源基礎不牢

我國大部分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保持了較長時期增長態勢，主要得益于連續十幾年大量地質勘查投入的貢獻。2017年，全國地質勘查投資雖然達到782.85億元，較2016年增長1.0%，但非油氣勘查投資只有198.36億元，較2016年下降了19.8%，已經連續五年下降。2018年上半年，雖然油氣勘查投資199.40億元，同比增長8.6%，但非油氣勘查投資僅74.79億元，同比卻減少了7.2%。受勘查投資、環境約束等影響，2012～2017年，我國20多種主要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增幅呈下降趨勢，其中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質儲量從15.22億t降到8.77億t，增幅從2.8%降到1%、天然氣從9 619億m3降到5 554億m3，增幅從8.9%降到1.6%。另外，非油氣礦產資源半數以上新增查明資源儲量出現下降，2018年上半年與2017年同期相比，在有勘查新增資源儲量變化的74種礦產中，新增查明資源儲量同比增長的有33種、下降的有41種，其中金、銅、稀土、錳、銻、鈦、鍺、鎘、磷礦、鉀鹽、重晶石、螢石等34種礦產新增查明資源儲量同比減幅較大。

2.2 礦山規模結構不合理，支撐礦業高質量發展的中堅力量不大

改革開放后，在礦產品需求大幅增加、有水快流等開發模式等影響下，我國礦山企業數量曾出現快速增長的局面，20世紀80～90年代曾超過28萬座。其后，通過礦業秩序整頓和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到2005年，非油氣礦山企業（不含鈾礦，下同）數量為126 696個（大型礦山3 331個、中型礦山4 341個、小型礦山55 091個、小礦63 933個）。近年來，通過加大結構優化調整力度，同時在去產能、環境約束、自然淘汰等因素作用下，到2017年，全國非油氣礦山企業67 672個（大型礦山4 233個、中型礦山6 586個、小型礦山39 598個、小礦17 255個），較2005年減少了46.6%。我國礦山企業數量雖然大幅度減少，礦山規模結構得到顯著改善，但“大礦少、小礦多”的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當前的許多小型礦山及小礦中，還存在很多“僵尸”或“休眠”礦山不能正常運行。例如，目前非金屬礦山超過4萬座，但實際正常運行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方面，我國大礦中具有國際競爭力、具有行業話語權的跨國航母型礦業公司寥寥無幾，掌控國際資源市場的能力很弱。

2.3 產品結構不合理，支撐礦業高質量發展的產業基礎不優

新時代，雖然我國礦產品的需求結構開始逐步發生變化，但是礦產品結構不合理直接制約我國礦業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一是產業結構重型化決定了初級礦產品大規模消耗，并導致拼資源、比消耗等粗放型資源開發利用現象時有發生。1978～2017年，雖然我國第二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由47.8%下降到了40.6%，產業結構總體有所優化，但是產業重型化現象依然突出，驅使礦產資源開發數量規模持續擴張，而效益并未提升。例如，2017年我國粗鋼產量和水泥產量分別為8.3億t、23.3億t，為支撐這些重型化產業發展，2017年全國生產鐵礦石原礦12.3億t、較2016年增長7.0%，生產水泥用灰巖13.3億t、較2016年增長9.5%，生產建筑石料用灰巖9.1億t、較2016年增長13.6%。

二是產品消費結構不合理導致資源低效利用，約束了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我國能源、鐵、銅等重要礦產資源消耗強度持續下降的趨勢明顯，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例如一次能源，2017年我國消費強度為3 907.09美元/t，比2007年增長了1倍，但只相當于德國的1/3。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決定了能源系統效率低和生態環境壓力大。同時，消費和大量出口低附加值初級產品，造成了初級礦產品過度消費。

三是勘查結構不合理導致部分勘查產品過剩或浪費。例如，一些鉬礦等優勢礦產勘查成果無法轉化，部分鐵礦等埋藏過深且區位偏遠成為呆礦。

四是具有資源環保優勢的再生資源利用水平不高，例如，2017年我國再生鉛產量占消費中的比重只有32.7%，遠低于美國61.6%和日本52.6%的水平。

五是我國鐵礦、銅礦、鎢礦、金礦等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率雖然都高于50%，但是采礦廢石的利用率卻較低。例如，煤炭、鐵礦、金礦、銅礦和磷礦5種礦產資源的采礦廢石排放量占20種重要礦產資源排放總量的87.6%，但是鐵礦、金礦、銅礦和磷礦的廢石利用率均低于全國17.8%的平均水平。

2.4 科技創新投入欠缺，支撐礦業高質量發展的技術裝備水平不高

目前，我國礦山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存在發展不均衡和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與礦業大國的地位不相稱。大多數中小礦山企業采用的生產工藝和設備仍然相當落后，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雖然201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為1.2萬億元，但是采礦業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只有281.8億元；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分別為148.9億元和57.3億元，黑色金屬礦、有色金屬礦、非金屬礦采選業及開采輔助活動分別為7.3億元、31.2億元、11.9億元、25.4億元。礦業研發經費投入不足影響礦業科技創新能力，導致我國礦業科技創新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有明顯的差距。例如，從我國近萬座金屬礦山的裝備技術水平看，大約只有8%的大型礦山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約30%的中型礦山仍在使用20世紀70～80年代的技術裝備，約60%的小型礦山生產規模小、技術裝備落后。另外，加拿大、德國等國家大力發展數字化礦山技術，并集成了地下移動計算機網絡、地下定位和導航系統、采礦過程監控等技術，礦山數字化程度較高，而我國數字化礦山建設進展相對緩慢。目前，我國少數擁有先進生產技術、裝備與工藝的大中型礦業企業和絕大多數裝備陳舊、工藝落后、技術水平低的小型礦業企業共存格局，制約我國礦產資源開發集約化規模化程度大幅度提高。

2.5 礦業市場活力不足，支撐礦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吸引力不足

我國礦業經濟從2012年第四季度開始滑坡，2016年基本處于全行業虧損狀態；2016年底到現在，礦產品價格雖然震蕩回升，礦業經營環境略有改善，但是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市場活力不足的態勢，社會資金對地質勘探積極性降低，投資大幅減少。由于各方面因素影響，探轉采的困難加大，一些項目成為“死礦”“呆礦”，投資效益難以實現。2017年，全國有效探礦權21 200個、有效采礦權56 600個，與2009年相比，探礦權總數下降43.6%、采礦權總數下降48.9%。2018年1～6月，全國出讓探礦權193個，同比減少50.9%，主要涉及煤、地熱、銅等礦產資源；轉讓探礦權69個，雖然同比增長19.0%，但是轉讓的絕對數量很低，主要涉及金、煤等礦產資源。出讓采礦權530個，同比減少26.0%，主要涉及建筑石料用灰巖、建筑用砂等礦產；轉讓采礦權229個，同比減少17.1%，主要涉及建筑石料用灰巖、水泥用石灰巖等礦產。目前，全國礦業權出讓、轉讓絕對數量都降至近5年的最低水平。

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已經連續4年下降。2013年以前，我國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體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增長態勢，為主要礦產品的穩產增產奠定了堅實的產能基礎。2013年后因礦產品價格下跌等因素，全國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下滑；即便是2016年主要礦產品價格有所震蕩回升，但投資額依然呈現萎縮態勢。2017年，全國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僅9 208.95億元，較2016年又下降了10.0%；特別是金屬礦采選業，與2016年相比，投資下降的幅度更是超過了20%。2018年1～10月，全國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雖然同比增長9.4%，但主要是由煤炭、石油、天然氣和砂石等建筑材料礦產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大造成的，而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了11.2%，采礦業投資意愿不強的局面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由于對礦業產業前景、相關政策落實缺乏信心和沒有重大激勵性的礦業政策出臺，使得礦業投資者的信心和決心日漸枯萎，長此以往將難以支撐礦山產能持續運行，影響礦業產業發展后勁。

三 全面推進礦業高質量發展的思考

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礦業在高質量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許多新型能源、新興產業、生態建設和民生保障等原材料和產品很多都來自礦產品，對資源需求提出更高要求，必須打造新時代中國礦業發展的升級版，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適應。

3.1 啟動礦產資源國情調查，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基礎和支撐

抓緊部署開展礦產資源國情調查，摸清礦產資源家底現狀和本底情況，弄清我國礦產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和空間分布，以及占用、未占用和潛力狀況，全面掌握國內礦產資源利用狀況、供應能力和開發潛力，為礦產資源戰略研究、科學規劃、政策制定和礦業投資決策等提供基礎數據信息和支撐。查明各類主體功能分區、保護地、資源范圍內資源狀況、產能建設和潛力情況，開展技術經濟生態綜合評價，分析產能消失對資源供應的影響。調查評估城鎮建設規劃區及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壓覆礦產資源的數量、結構情況和產能影響。開展能源資源基地、國家規劃礦區和重要礦產地等資源情況及開發利用狀況調查，研究提出優化調整方向和布局。系統開展境外資源供應安全性評估和境外礦產資源投資活動調查，綜合評估可行性。綜合分析地質、技術、經濟、生態等各種因素對資源開發利用的影響，系統評價查明和潛在資源的可利用性。

3.2 繼續加大找礦力度，為礦業高質量發展夯實資源基礎

繼續深入實施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穩定財政資金投入，創新地質勘查成果轉化機制，改善礦業投資環境，提振社會資本投資信心，大力發展商業性礦產勘查，立足國內，為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夯實資源保障的基礎。以主要含油氣盆地為重點，進一步查明油氣區域地質背景，解決制約油氣突破的關鍵地質問題，形成一批具有影響的油氣資源基地，持續增強油氣可持續供給能力；以鉻、銅、鎳、錫、金、鋰和鉀鹽等大宗緊缺礦產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礦產為主攻礦種，加強重點勘查區、重要礦集區、資源集中區和重要找礦遠景區找礦力度，加大異常查證和礦點檢查，圈定一批找礦靶區，為建設一批大型資源基地提供基礎支撐；積極開拓非洲、拉美及周邊國家市場，兼顧礦業發達國家，實現對境外資源勘查開發的全方位合理布局，構建我國礦產資源全球配置體系，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3.3 進一步優化調整結構，為礦業高質量發展全面提升能力

配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做好“加法和減法”，全面調整約束礦業高質量發展的系列結構性問題。以調整礦山規模結構為重點，做好優化重組的“加法”，支持礦山企業做大做強，提高大型礦山企業的數量占比地位，形成以大型礦業集團為主體的資源開發格局，并通過大型礦業公司提升中國礦業在國際市場中的話語權和競爭力，提升中國參與全球資源治理的能力。以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為主攻方向，通過環境標準和規模限制等措施，做好淘汰煤炭、鋼鐵、水泥等行業過剩產能和落后產能的“減法”，降低重型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轉變“以需定產”的發展模式，實現資源由被動式供應保障模式向合理需求、有效供給模式轉變，并延伸產業鏈，提高礦業經濟發展的質量和綜合效益。支持建設集礦產勘查、開發、冶煉加工、綜合利用、銷售物流、對外合作、環境保護等一體化的礦產資源產業基地，調動社會資金積極性，帶動地方經濟有序發展，促進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與此同時，調整資源的勘查結構，穩妥有序抑制鉬等勘查過剩的礦產勘查，并創造條件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礦業高質量發展的起點。

3.4 大力推進科技創新，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注入內在動力

堅持政府引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中介、企業、研發機構等全社會力量，加快形成形式多樣、不拘一格、互利互惠、各盡其能的技術創新體系，提高技術水平和資源利用水平，有效降低成本，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堅持創新驅動，重點是瞄準將來的深部資源探測和開采能力，提升礦業技術裝備水平，推進深部采礦和智能礦山建設，解決深部開采面臨的安全、提升、降溫、選冶和加工等技術瓶頸；加快海洋資源開發技術創新，促進海洋資源開發，特別是南海深水區的油氣資源開發。建設“產學研”創新平臺和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利益共同體，重點開發非常規油氣資源勘查開發重大共性關鍵技術，以及適合我國資源特點的低品位礦、復雜共伴生礦、難選冶礦的高效利用技術，突破一批尾礦等廢棄物高值利用的技術，研發精細化產品的加工技術和應用技術。加強稀有、稀土、稀散金屬資源勘查開發，重點在高新技術和新材料產業方面、傳統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方面，以及環保產業發展方面開展科技攻關，并為相關產業發展提供資源保障，努力解決礦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3.5 加強政策研究落實，為礦業高質量發展改善市場環境

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不斷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加快形成有利于礦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激勵約束體系。探索建立貫穿于從礦產資源開采到礦產品消費全過程的資源利用效率評價標準，以標準淘汰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以標準實現資源向優勢企業配置和聚集。持續推進“三率”指標體系建設，完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平調查評估制度，盡快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加大稅費征收與“三率”指標掛鉤的力度，擴大稅費征收中“三率”指標調節系數的適用范圍，通過經濟政策促進優質礦山發展。

礦業行業具有長期性和周期性特點，同時集金融和投資屬性于一體，必須正確分析礦業特性，兼顧品質、成本和持續發展，重視改善勘查開發的市場政策環境。當前我國礦業領域改善投資環境和完善制度政策的空間還很大，許多國家在礦業不景氣、市場活力不足、投資不旺的時候，通常會及時調整礦業政策，保障礦業企業有相對穩定的利潤空間。例如澳大利亞，2014年實施了勘探開發激勵政策，允許勘探公司憑勘探信用證申請退稅、退還股息收入稅金等。必須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和礦業規律的管理制度，深化礦業權出讓制度改革，創新勘查開發體制機制，充分調動市場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形成有效競爭的勘查開發新局面；統籌兼顧國家所有者權益和企業經營權益，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權益金及其配套制度，降低企業負擔，增強發展的后勁和動力，提高應對市場風險能力。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礦業資本市場，對礦產勘查、礦山建設、礦產開發全周期給予多渠道融資支持。深化石油天然氣領域勘查開發體制改革，進一步盤活勘探區塊，有序放開上游準入，全面推行探礦權競爭出讓，積極引入其他中央企業、地方國有企業、社會資本及國際公司進入油氣勘查開采領域，激發市場活力，形成有效競爭的油氣勘探開發市場格局，推動國內石油產量穩中有升，天然氣產量快速提高。

3.6 大力發展綠色礦業，為礦業高質量發展塑造新典范

綠色礦山建設是礦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條件，是促進礦業經濟轉型升級，實現資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和礦業又好又快發展的正確途徑。必須堅持資源開發利用強度和生態環境容量相適應的原則，不斷糾正經濟發展中偏離生態保護的行為，使綠色礦山建設從“要我建”到“我要建”。樹立綠色勘查理念，由單純注重開發到綠色勘查與開發并重轉變，嚴格落實勘查環境保護措施，健全綠色勘查技術體系，加快推進綠色勘查。建立綠色礦山建設標準體系，落實礦山企業主體責任，用標準來規范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與保護等各項活動，使綠色發展貫穿于礦山規劃設計、建設施工和生產運營全過程，打造新時代礦業發展的典范。同時，在資源配置上予以優先考慮，在稅費政策給與優惠，在投融資方面給與支持，激發礦山企業綠色發展的內生動力，全面形成有利于綠色礦山建設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推動綠色礦業發展示范區建設，全面促進礦山企業素質提升，營造全社會共同促進綠色礦山的格局，有效推進綠色礦山建設。

3.7 加強國際產能合作，為礦業高質量發展增添新推力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將驅動全球范圍內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增長，國際資源經濟和產能合作格局也正在發生改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方面具有極強的互補性，礦產品市場前景廣闊，有利于中國礦業企業實現價值投資化。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項目中，礦產資源合作項目占的比重很大，在推動礦業市場繁榮、礦產勘查開發等方面，開展互利合作，共同發展，使中國礦業企業成為國際礦業發展的重要引領者大有可為。要扎扎實實地以資源、產業和市場為紐帶，發揮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通過收購礦權、陸地投資、合資開發、參股控股等多種方式，運用全球化運營理念，建立全新的投資運營模式，開展多領域多礦種經營，打造真正具有國際綜合競爭力的礦業航母，也是現代化礦業公司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必然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