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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能源結構逐步改善、用能效率明顯提高，能源的快速發展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在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院士杜祥琬看來，由于能源結構仍未發生根本性轉變，能效水平距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我國依然保持著粗放的增長方式。產業偏重、能效偏低、結構高碳等現實導致環境問題日趨尖銳，由此也推動著發展方式的轉變與能源革命的崛起。

轉變從何談起？轉型如何進行？在“2018國際能源高峰論壇暨第八屆全球新能源企業500強峰會”上，《中國能源報》記者采訪了杜祥琬院士，他闡述了自己的獨到觀點。

呼喚能源結構綠色、低碳化

問：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各種生產力要素都在發生著變化，盲目追求高速增長早已不再符合經濟規律。當前，改善環境與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目標的高度，在能源方面則體現為“呼喚能源結構的綠色、低碳化”。那么，高質量發展對于能源轉型提出哪些新要求呢？

杜祥琬：先來看一組數據——1980年以來，我國能源強度下降80%，能效則提高了5倍左右。舉一個例子，1978年，每發1千瓦時電能的平均耗煤為471克；到了2017年，全國燃煤電廠平均煤耗已降至309克/千瓦時。可見，我國能源發展已進入“新階段”。

高質量發展對能源轉型提出的新要求主要包括：

一是優化能源結構。我國能耗增長率在1%~3%左右。要滿足能耗增量，既可以通過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氣等低碳能源的增長，也可提高終端能源中電力的占比。

二是改變能源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我國西北能源的密度比較高，東南是耗能密度、負荷密度比較高的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如何解決？從宏觀來說，發展西部的經濟和電力的負荷，而發展中東部的供給側的能源，要東部增加能源的供給、西部要增加消納，不斷優化能源空間格局。同時，中東部能源也要充分開發利用自身可利用的能源，與西電東送、“遠方來”、“身邊來”等能源相結合。

三是解決與能源有關的“城市病”，以及農村問題。針對霧霾、堵車等城市問題，可推動實施城市能源革命，實現低碳化、智慧化發展。同時，重點解決農村能源中的散煤替代、原始形態利用生物質及固廢的資源化利用問題。

將節能提效作為能源戰略之首

問：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性是什么？對于產業發展具有怎樣的作用？

杜祥琬：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不僅是能源革命的核心，也是能源供給側改革的特征。在此過程中，應將節能提效列為能源戰略之首。

近15年來，我國能源強度已下降30%，主要耗能行業的能效提高19%。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能源強度卻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是典型發達國家的數倍，進步空間較大。到2020年，我國能源強度應比2015年再降15%；到2030年，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50年，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問：節能提效的重點方向是什么？

杜祥琬：調整產業結構，抑制高耗能產業的持續擴張；優化能源結構，重點做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大文章。以煤電為例，行業整體仍處于低效運行狀態。2015年，我國燃煤電廠平均運行小時數為4300小時，2016年僅為4100小時。在此情況下，煤電裝機依然盲目擴張，由此造成新的產能過剩，進一步導致系統性能源浪費。

用“三匹馬”共同拉動煤炭替代

問：能源轉型的意義還不止于此，請您做進一步的介紹。

杜祥琬：能源轉型是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峰的基礎。研究表明，提前到2025年達峰也具備一定可能性。要實現目標，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氣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們就像“三匹馬”，一匹馬勁兒不夠大，需要三匹馬共同發力，才能實現高比例的煤炭替代。

隨著能源轉型的深入開展，非化石能源的經濟性、技術能力、制造能力以及相應的儲能技術也在進步，光伏、風電等成本已進入化石燃料發電的成本區間。全球能源發展投資趨勢隨之從煤炭逐步轉向可再生能源，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超出其他能源的2倍以上。

而在我國，得益于更好的戰略、規劃、政策等引導，可再生能源實現較快發展。2015年，低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達到18%。在2020年、2030年、2050年，該比例還將分別達到25%、35%以及近60%。

我們應充分認識到，能源轉型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但其方向是清晰的，是國家目標、百姓訴求、全球大勢。對此，還需抓住新常態、新機遇，實現經濟、環境的雙贏和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