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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減稅降費、“三深一土”等許多涉及礦業、資源領域的話題成為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其中，“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作為一項既關乎經濟發展又涉及民生改善的話題受到業界和公眾廣泛熱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明確提出，支持資源枯竭地區經濟轉型發展。

目前，我國有262個資源型城市，其中包括126個地級行政區、62個縣級市、58個縣、16個市轄區。隨著經濟發展以及資源消耗，資源型城市特別是資源型產業如何實現轉型發展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學界的重視。

近日，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第二屆北京大學資源型城市轉型與發展論壇上發表了演講。與傳統概念不同，他提出，資源也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發展的負擔。資源總量的不確定性和價格的強波動性容易滋生腐敗，資源價格高時易增加不必要開支。因此，要想把資源從負擔轉變成有利條件，必須轉向非資源產業。

“資源詛咒”緣何而起？

“資源”是指一國或一地內擁有的物力、財力、人力等各種物質要素的總稱，包括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兩大類。那么，為什么在資源豐富的國家、資源豐富的經濟體或城市，資源容易變成負擔，出現“資源詛咒”的現象？

林毅夫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首先是，資源是埋在地底下的，資源到底有多少、財富有多大并不是一人就能看清楚。如果資源由企業開發，私營企業為了利潤最大化，要想取得資源開發權需要政府的批準，就會賄賂政府官員，以低價取得資源開發的權利。

“資源特別容易跟腐敗聯系在一起。腐敗是有社會代價的，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很多的沖突矛盾。在這種狀況下，經濟當然也不容易發展得好。”林毅夫說。

“第二，資源的價格波動非常大。”林毅夫分析說，因為資源的供需彈性少，需求多時，價格一年可以漲好幾倍，但是需求少時，資源的價格會跌得非常厲害。在資源價格高的時候，政府福利支出多，等到價格低下來時想把福利支出減少就會非常困難；有一些建設鋪的太大，就很容易出現資源價格下跌時財政日子不好過的情況，政府負債會特別高。

“第三，資源是會枯竭的。枯竭以后這個城市、這個地區、這個國家如何繼續發展？” 林毅夫進一步談到，要是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整個經濟可能就會出現崩潰的情形。

此外，林毅夫還指出，一般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會有趕上發達國家的愿望。而在趕超過程中上馬沒有比較優勢的先進產業，資源就成了負擔。他舉例說，發展中國家很容易有一種沖動，想去發展同發達國家一樣非常先進的產業。這種產業看起來很先進，可是它違反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即使能把它建立起來，而要讓它繼續經營下去則需要靠政府不斷保護補貼。“當然，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也不能說沒有貢獻，但是它對經濟的效力非常低，對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作用非常低。這是資源成為經濟發展負擔的第四個原因。” 林毅夫說。

破解困局的三大思路

那么，針對上述問題，要想讓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和城市經濟能夠發展得好一點，該做些什么呢？對此，林毅夫表示，目前的治理思路有三點。

“首先，資源容易產生腐敗。那就通過強調透明性、強調監管來防止腐敗的出現。”林毅夫介紹說，國際上甚至有開采資源透明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也在推動這項工作。非洲的很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專門在倡導透明，監督政府。這是一個思路，可以減少腐敗的可能性。

對于資源價格波動大的問題，林毅夫提出的解決思路是：當資源價格高的時候收入也多，但不能都用掉，只能用一小部分，絕大部分要儲蓄下來未雨綢繆；當資源價格低的時候，因為有儲蓄，就可以用儲蓄來承擔如福利支出或政府一些必要的公共支出。

如何應對資源枯竭問題？林毅夫表示，“那就要創造永續收入。在資源收益高的時候，要把大部分儲蓄起來，把地下的財富變成地面的財富，再把地面的財富變成金融財富，把它儲蓄下來投資在國內、國際的股票市場或者政府債券。這些資產就會有永續的收入。資源枯竭的時候就可以靠這些永續收入來支持支出。”

新結構經濟學的新視角

“解決資源枯竭的方向就是要轉向多樣化，從資源產業轉向對非資源產業的發展。”沿著同樣的思路，林毅夫進一步分析強調，在這一點上，是新結構經濟學做貢獻的所在。

林毅夫表示，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的發展是現有產業技術的不斷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產業不斷轉型升級，必須把經濟的生產活動不斷地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轉移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新產業上去，然后不斷爬技術的臺階和資本的臺階，進入到各種非資源產業的發展領域。這是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必然現象。

在這個過程當中，經濟轉型升級以后，怎樣才能夠真正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呢？林毅夫表示，基本上是要求新產業必須符合潛在比較優勢。因為只有符合潛在比較優勢，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當然在市場上的競爭不是要素生產成本的競爭，是總成本的競爭。總成本除了要素生產成本之外還包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方面決定于各種基礎設施，以及一些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等是不是有效力，這些都會影響企業經營過程中除要素生產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企業利潤一方面決定于產品的成本，另一方面決定于投入的要素。在這種狀況下，在給予新產品一定價格之下，它獲得的利潤決定于要素生產成本。

他坦言，如果企業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根據國家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去發展，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必須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需求性。在積極發展過程當中，要讓各種要素相對需求性能夠較好地反映各個要素的相對豐富程度，前提是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市場，有比較好的市場制度。

但是，林毅夫強調，僅有比較好的市場制度還不夠。經濟發展過程本身是一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不斷轉型升級的過程，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在這種狀況下，有必要給創新的企業家提供一個激勵的補償。

同時，他還指出，如果產業基礎符合潛在比較優勢，但是要素生產成本不一樣，交易成本也會非常高。單個企業家沒積極性去做，也沒有能力去做，就必須由政府來做。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必須有一個有為的政府來解決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

如何擺脫“資源詛咒”

那么，在現有認識基礎上該如何擺脫“資源詛咒”，把經濟發展中的資源從負擔變成一個有利條件呢？

對此，林毅夫指出5條路徑：第一，要找到一個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因勢利導；第二，招商引資；第三，彎道超車；第四，完善軟硬基礎設施；第五，激勵補償創新型企業。

“有些國家要素生產成本低，但它為什么沒競爭力？”林毅夫表示，一定是交易成本太高。對此，政府可以進行分析，然后來幫企業解決。

關于彎道超車，林毅夫談到，有些新技術、新產品二三十年前沒有，現在出現了，尤其是互聯網移動通信行業。它的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主要是以人力資本為主，物質資本、金融資本投入的非常少。這種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產品的研發、技術的研發特別短，我們提高非常快，跟發達國家沒有多大的差距。他建議，全國的資源型城市可以沿著這個思路，創造一個條件，靠吸引需要的人才來實現彎道超車。

林毅夫表示，導致交易成本高的大部分原因是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那就可以針對要發展的產業去完善它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

“此外，給創新型企業一定的激勵補償非常重要。”林毅夫表示，這種激勵補償不是保護，比如可以給它免稅一段時間或者給它一次性的獎勵等等。這樣做的話，資源型城市可以比非資源型城市發展得更好。它就可以從資源型詛咒變成資源型有利。可用的資源更多，用來完善軟硬基礎設施的力度可以更大，經濟發展轉型可以更好更快。

最后，林毅夫談到，固然有很多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發展失敗的案例，但是像美國，它是一個資源極端豐富的國家，經濟發展也非常好。所以如果資源用得好，一方面在管理上透明、避免腐敗，另一方面了解資源的這種波動特性而未雨綢繆，再能用資源支持這個地區、這個國家的產業轉型升級，資源型城市、資源型地區、資源型國家應該可以發展的比非資源型城市、非資源型地區、非資源型國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