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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中國經濟不處于轉型階段拐點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表示，中國現在正處在轉型階段，要從原來把速度和數量放在主要位置的發展方式，轉變為以效率和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方式。目前，結構性改革問題一直在進行之中，而且并不是像過去那樣有一個V字型下去再上來，或者U型下去再上來。我國的國情表明，我們是在不斷轉型、不斷改革中來達到新的位置。

在回答“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是否有希望超過6.5%”的提問時，厲以寧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這樣一個指標，就是GDP增長6.5%左右，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的結果。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效率問題，而效率有兩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比如有多少廠房、設備、原材料以及質量如何、勞動力的素質如何等，這都是物質技術基礎，是增長的保證，而且是常規的增長。還有另一個基礎，就是道德基礎。比如人們有認同感，這是一個巨大的力量。所以在今年的增長中，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長，這要看我們的效率基礎怎么樣，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新的突破。但是有一個重要的條件，也是好消息，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全國上下都在為開好十九大獻出自己的力量。這就表明，我們2017年的成果可能會突破6.5%，也有可能使我們在經濟中有更多的成就。

錢穎一：去杠桿不會在短期內劇烈調整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表示，從經濟學上來說，在短期穩增長和去杠桿之間會有一定的張力。政府工作報告確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戰略導向，就是穩中有進，所以穩定是第一位的。同時，去杠桿只是“三去一降一補”中的一個環節，所以在政府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時，首先會穩步推進，不會在短期內進行劇烈調整。第二，政府工作報告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這兩個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第三，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一個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即積極的就業政策。這一政策對穩增長也是非常重要的。

關于困擾一些制造型企業轉型升級的成本問題，錢穎一認為，關于成本問題，除了容易看到的生產經營性稅費方面的成本之外，還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與合同簽訂、實施以及產權保護相關的成本。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決于價格參數，但是它取決于我們的制度建設、法治建設、政府的各種規章制度等，而且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要素的價格對企業的生產成本有直接影響，比如勞動力，不僅僅工資是成本，“五險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勞動合同的簽訂、實施、調整，所有這些都會有交易成本。在這方面，勞動力是非常稀缺的資源，如何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我們還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除了顯現的和價格要素相關的成本之外，我們還要關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常振明：國有礦企去杠桿以債轉股為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常振明認為，去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很大，但困難也不小。去年在鋼鐵產業去產能超過6500萬噸，煤炭行業去產能超過2.9億噸。去庫存方面，去年年底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的增幅也有所下降。同時，去年我國企業兼并重組也有了積極的進展，行業集中度進一步加強，這將有效推動今后的去產能工作。我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比較突出，因為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比較重，它的資本補充機制還不夠，所以在去杠桿方面，今后以債轉股為主要方向。去年12月份，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等6家銀行對大型央企、中鋼集團將近600多億元的債務進行整體重組，這一事例對今后市場化債轉股具有示范作用。

在降成本方面，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字顯示，我國工業企業去年末每百元營業收入的成本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我國工業企業在供給側改革方面還面臨著一些困難，比如2016年，雖然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都超額完成了去產能任務，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停產、半停產的無效產能，而今后的工作將指向正在生產中的一些企業，難度會加大。這些企業退出產能之后，他們的遺留債務問題、職工安置問題等任務十分艱巨。可以說今后供給側改革在這方面將進入攻堅階段。

對企業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新，用科技的手段來補這一短板。因為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含義除了削減舊的產能之外，還要增加新的供給，用這些新的供給來增加新的需求。而衡量新舊供給的一個標準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對于企業來說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一是別人沒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價比、競爭力更強。要做到這一點只有靠創新，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我國在很多高科技領域產能明顯不足，比如半導體行業、集成電路，每年進口芯片花費的外匯遠遠超過石油。即使在傳統領域，比如鋼鐵行業，低附加值的“地條鋼”充斥于市，高附加值的特殊鋼卻奇貨可居。對企業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的是機遇，只有通過創新，提高產品質量，才能實現企業轉型升級發展。

楊凱生：通過改革穩妥地實施去杠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在談到下一步去杠桿的難點和重點是什么時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兩句話：第一句話是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的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這是去杠桿的重點；第二句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積極穩妥地去杠桿。所謂的難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順利地、盡可能平穩地把去杠桿工作做好。相關統計顯示，我國工業企業的杠桿率大概是167.6%，而資產負債率大概超過56%。盡管經過去年一年的努力，這個數字有所下降，但是我們只能說是略有下降或者說基本保持了平穩，與美國、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同期相比，我們都是偏高的，這個確實要降下來，如果不降下來的話，不僅會直接拉升企業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無法與去產能進行有效銜接。

為什么說積極穩妥地去杠桿是難點，要用改革的辦法去杠桿是難點？因為我國企業杠桿率偏高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是有歷史原因的。上世紀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這一問題。當時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所需要的資金，無論是項目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甚至是生產所需的流動資金，都是國家財政撥款的。這一做法的弊端就是使企業不太講究資金的使用效益。所以，在當時體制下，似乎并不存在企業杠桿率高不高、資產負債率高不高的問題。現在國有企業成了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雖然開始注重資本使用效益了，但在資本金的補充方面缺乏補充機制。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要積極地探索，用多種方法有效降低企業杠桿率。其中有一條，就是要建立國有企業的資本補充機制，國有企業的擁有者、監管者要有資本意識，要注意讓企業的資本充足率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這也是企業的擁有者、監管者的責任和義務。可以考慮通過改革的方法讓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能有一個列支渠道，來補充國有資本。但也需要考慮目前財政的承受能力，因為財政資金的使用還要涉及民生、醫療、教育等方面，能否有錢來補充企業資本金還未知。在這種情況下，要和國企改革相結合，包括國有企業的布局優化、混合所有制的推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等，這些都是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到的，用改革的辦法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用改革的辦法積極穩妥地實施去杠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