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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產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能源來源
　　●傳統的粗放型資源開發利用模式使地球環境不堪重負
　　●綜合利用是提高礦產資源利用效率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加快提高資源利用效益將成“十三五”的一項迫切任務
　　前幾日，網上一篇名為《震撼圖展現被破壞的地球》的文章吸引了不少眼球，看著位于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座鉆石礦場中深525米、直徑1200米的礦坑，人們不禁驚嘆于人類在資源利用方面展現出的巨大能量。
　　在近百年人類經濟社會高歌猛進的過程中，礦產開發功不可沒，但同時，也為地球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創傷，而且絕不僅僅只是礦坑這樣龐大而靜態的“杰作”，還有彌散的礦渣、渾濁的河流、骯臟的空氣、有毒的土壤，以及難以言說的人類的未來……
　　人類之于地球，早已不是螞蟻之于森林，飛鳥之于天空。無休無止、肆無忌憚的索取，已讓地球不堪重負，然而，人類的生存發展不可能脫離地球資源的哺養，礦產資源的消耗至少在較長時期內，仍然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根基。在這個地球資源日益減少、環境承載力日益降低的新時期，人類將如何有節制、高效率、低污染地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答案就在眼前。
　　1  重質量重效率是資源利用的必行之路
　　地球日前夕，社會各界紛紛通過各種途徑和實際行動表達對地球資源環境現狀的憂慮，呼喚“為了人類未來必須珍惜資源和保護環境”。那么，在傳統的粗放型資源開發利用模式難以為繼、生態環境壓力不堪重負的當今，我們又怎樣讓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也走上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大宗礦產資源需求總量仍將維持高位，資源利用必須進入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的新常態，而實現這一目標，最關鍵也是最迫切的就是要加快提高資源利用效率。”4月21日，在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長期從事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研究的薛亞洲研究員，對記者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薛亞洲擺出了這樣一組數據：2013年，全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34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為37.5億噸標準煤；全國鐵礦石原礦產量14.5億噸（折成品礦約3.9億噸），進口鐵礦石8.2億噸，對外依存度超過65%；全國銅精礦（金屬含量）177.3萬噸，精煉銅產量683.9萬噸，銅精礦僅能滿足冶煉需求的1/4。
　　“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是能源與礦產資源第一消費大國。盡管隨著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我國的礦產資源需求增長也由高速向中低速轉變，供需矛盾減緩，但由于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推進，決定了我國大宗礦產品的需求仍長期處于高位，對外依存度高的國情難以改變。”
　　與影響資源安全、經濟安全并存的，還有生態安全方面的挑戰——礦產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矛盾日益突出，許多礦區周圍的生態環境受到嚴重影響，如：植被破壞、廢棄料亂堆亂排，綠山頭變成白山頭，地面沉降和滑坡等地質災害時常發生等等。“在一些礦區附近，環境承載力已達上限，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勘查開發礦產資源與嚴重破壞環境并不是必然的因果關系。之所以過去數十年礦業開發成為許多地方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是因為國內礦山長期以來的粗放式經營，加之監管手段單一，礦業開發重經濟效益、輕生態保護。可喜的是，這些都正在逐漸成為歷史。據薛亞洲介紹，我國正強力推進綠色礦山建設，通過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等措施，重新構建綠色礦業的全新格局。
　　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就是在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礦產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同時減少原生資源消耗，降低廢棄物排放對環境的污染。“其核心和根本，就在于統籌實現資源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薛亞洲說。
　　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據統計，由于大力發展和推廣綜合利用技術，2005～2013年，中國的鐵礦、金礦、鉛礦、銅礦、鋁土礦、磷礦和煤炭綜合利用產值增長了2~7倍，其中磷礦最為顯著，增長超過7倍，年均增長率達到30%；其次為金礦，增長接近6倍，年均增長率超過26%。據《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年度報告（2014）》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通過開展資源綜合利用，減少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14萬畝以上；綜合利用廢舊鋼鐵、有色金屬制品等可二次回收資源，與使用原生資源相比，可節約2.5億噸標準煤，減少廢水排放17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6億噸、固體廢棄物排放50億噸。
　　顯然，隨著采選冶技術進步，盤活復雜難利用資源和綜合利用廢石、尾礦、再生金屬等二次資源，中國的資源壓力和環境壓力都將有所緩解。
　　2  礦產資源稟賦倒逼綜合利用水平提高
　　薛亞洲告訴記者，中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方面的技術水平，在國際上總體并不落后，而這，是中國礦產資源稟賦造就的。
　　眾所周知，我國礦產資源具有“三多三少”的特點：貧礦多富礦少，低品位難選冶礦石所占比例大；大型-超大型礦床少、中—小型礦床多；單一礦種的礦床少，共生礦床多。因此，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對我國來說尤為重要，很多礦山要想進行開發，就必須突破綜合利用的技術關。
　　近年來，隨著大規模的資源開發，我國主要礦山的開采品位逐漸降低，開采深度逐漸加大；礦體形態、產狀變得復雜；礦石品位低，礦物嵌布粒度細，大多呈共伴生狀態，復雜難選。這些都迫使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工作只能越來越強化。
　　“應該說，這方面的成果還是非常突出的。如今，在國內礦產資源越來越難采的背景下，我國的資源開采回采率基本持平，部分礦種略有提高。重要礦山選礦回收率水平總體較好，在原礦入選品位和可選性明顯降低的情況下，選礦回收率基本保持不變；在原礦入選品位和可選性不變的情況下，選礦回收率明顯提高；尾礦品位有所下降，資源利用效率趨好。”薛亞洲舉了一個例子：2012年與2006年相比，鐵礦地采掘采比快速由79米/萬噸提高到152米/萬噸，開采難度增大，平均地采回采率提高了近3個百分點；同一時期，在紅礦原礦品位降低1.8個百分點的情況下，選礦回收率提高了1.4個百分點。
　　資源開采率和選礦回收率提升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單位GDP礦耗總體下降，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
　　薛亞洲告訴記者，單位GDP礦耗指某種礦產品的表觀消費量與國內GDP總值的比值，它反映礦產資源的利用水平。2005～2013年間，國內主要礦種單位GDP礦耗逐年下降，其中原油和鉀鹽的單位GDP礦耗下降速度最快。
　　當前，我國主要礦種的開發利用逐步轉向低品位礦和難采選礦，綜合利用水平提高明顯。表現在：有色金屬礦共伴生元素的利用成效顯著，如湖南柿竹園在提高開發利用效率的同時，實現了對伴生螢石、鉬、鉍、鎢礦資源的高效利用。
　　尾礦加速排放，綜合利用水平向好。2013年我國尾礦產量達16.49億噸，其中有18.9%的尾礦得到了利用。
　　3  “十二五”期間我國對礦產資源高效利用集中發力
　　據薛亞洲介紹，“十二五”期間，國土資源部深入貫徹落實節約優先戰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完善法規和規劃、強化監管、實施專項、推廣技術等系列措施，促使礦產資源的利用效率有了較大提高。
　　首先，是政策法規的不斷完善。“十二五”期間，我國不斷加強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制度建設。一是在繼續實施《資源綜合利用目錄》、《中國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政策大綱》、《資源綜合利用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的基礎上，相繼發布實施了《“十二五”資源綜合利用指導意見》、《國家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工業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等，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進行了多方位部署。二是國土資源部不斷加強制度創新，充分發揮規劃的龍頭作用，制定并實施了《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十二五”規劃》、《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行動計劃》，連續發布了《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鼓勵、限制和淘汰技術目錄》和《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推廣目錄》，加快提高礦山領域資源利用效率。
　　其次，是監管體系的初步建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監管逐步由秩序監管轉向開發秩序與合理利用監管并重。一方面，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礦山勘查開發利用年檢和礦產督察工作，將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及“三率”情況納入礦山企業年檢內容。另一方面，發布了首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評價指標標準，實施了《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指標及其計算方法》，陸續出臺了20種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三率”指標要求，不僅對不同賦存條件的資源提出了開采回采率和選礦回收率，還對共伴生資源、尾礦、循環水等利用指標做出規定，為礦產資源合理利用劃出“紅線”。
　　再次，是技術創新和推廣步伐的不斷加快。
　　攻關一批綜合利用關鍵技術，先進技術裝備在大型礦山得以推廣應用。一是攻關一批資源高效利用技術。如低滲透油田和頁巖氣資源高效開發、三次采油技術、鞍山式鐵礦選礦技術、共伴生釩鈦資源綜合利用技術、低品位膠磷礦開發技術等。二是礦山裝備和自動化水平明顯提高。大型露天礦山高效采、運設備普遍使用，地下無軌運輸設備、煤礦大型綜合機械化開采設備、井下定位系統、生產監控系統在許多礦山得到應用。三是建立了先進適用技術推廣目錄發布制度。目前已發布三批共159項先進適用技術推廣目錄和匯編，對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起到了積極作用。
　　薛亞洲介紹說，“十二五”期間，為了鼓勵和引導企業節約與合理利用礦產資源，國家組織實施了多個與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有關的重大專項，目前已取得顯著成效。
　　2010年，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設立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專項，中央財政投入95億元，采取“以獎代補”和示范工程的形式對節約與綜合利用礦產資源取得顯著成效的礦山企業給予獎勵，對具有示范效益的節約集約利用工程給予支持，帶動投資超過500億元，增加銷售收入近2000億元。
　　2011年，啟動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設工作，中期成果顯示，基地建設突破了7大關鍵技術，形成了9大礦產資源綠色開發和產業發展新模式，盤活了一批資源量，提高了資源開發利用效益，礦山企業整體開采回采率、選礦回收率、共伴生資源綜合利用率明顯提高。
　　到目前為止，分4批確定了668家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提前完成了到2015年建設600家以上試點的階段目標，在資源高效開發、綜合利用、環境保護、礦地和諧等方面樹立了一批先進典型。
　　此外，為加快推進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示范工程建設，還開展了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示范項目評估核查，同時啟動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制度評估。截至2013年，全國31個省（區、市）相繼出臺了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管理辦法。據統計，2000~2013年，中央財政安排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專項資金269.97億元，實施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1934個，中央投入帶動地方財政和企業投入資金達460億元。
　　4  綜合利用成效需要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共同激發
　　薛亞洲認為，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工作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在法制建設、標準體系、市場調節、技術研發與應用、激勵約束等環節還存在一些問題和制約因素。
　　首先最基礎的還是礦產資源相關的法規制度建設。“還有待完善。特別是當前礦產資源法中對礦產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的要求過于原則，缺乏操作性，政策制度沒有形成合力，各類規劃之間還未實現有效銜接。”
　　其次是礦產資源利用技術的創新尚不能滿足新要求。資源利用技術攻關能力不夠、轉化率不高，技術研發與企業需求之間銜接不夠，已成為制約我國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具有增加生產成本的事實，投入一般高于收益，技術投入風險較高，加上違法成本低、費率固化，缺少完整的級差稅費標準，資源權益被資本權益擠占，從而影響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企業作為主體，追求的是經濟效益最大化，節約利用資源的內生動力不強，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同時，國家在綜合利用關鍵性技術開發方面投入不足，未能形成資源整體高效和規模化高值利用的原創性技術研發投入機制，大多數技術工藝只停留在簡單易行層面上，缺乏能夠使資源整體高效綜合利用和規模化高值利用的原創性技術。”薛亞洲分析說。
　　盡管綜合利用是礦產開發的應有之義，但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對礦業的粗放式經營，人們大多對我國的礦產資源國情缺乏正確的認識，節約集約利用的意識淡薄，礦山企業盲目開采，對共伴生礦物及尾礦等不利用或利用率很低，沒有形成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的社會氛圍。
　　薛亞洲認為，這也顯現出我國在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方面的激勵與約束手段不足。他說，《礦產資源法》中明確要求對礦產資源進行綜合勘探、綜合評價、綜合開發、綜合利用。但在實際工作中，對于綜合勘探、綜合開發沒有形成系統有效的激勵政策，也缺少國家層面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水平的統計體系。針對礦山綜合利用資源，我國出臺了10余項稅費優惠政策，但政策之間有效銜接配套不夠，優惠幅度和優惠對象不易核定，評價指標、評價程序和政策實施主體不明確，操作性不強。另外，在約束方面，系統的標準體系和考核辦法尚未形成，缺乏抓手和切入點。
　　5  “十三五”迫切需要加快提升資源綜合利用水平
　　在薛亞洲看來，今年世界地球日的宣傳主題“珍惜地球資源轉變發展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益”，就是針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量身定做”的。而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堅持立足國內、互利合作，加強勘查、集約開發，節約優先、合理利用，規范管理、促進和諧的政策取向，提高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能力，增強市場活力，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規則的礦產資源開發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從而推動資源開發走上節約、清潔、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道路。
　　“這也是‘十三五’期間我國礦業需要加快推進的一項目標和任務。”他建議：
　　加快礦產資源開發管理體制改革，理順礦產資源開發管理體制，打通礦產資源管理與礦業管理，實現統一監管，有效解決資源粗放利用和環境擾動問題。具體說，一是整合目前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相關職能，建立集中統一的礦產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管理部門，改變目前職能交叉狀況；二是加快培育技術服務、產業推廣、金融支持等互惠互利的礦產資源開發中介市場，實現資源、技術、資金、人才等市場要素的有效組合配置；三是進一步發揮事業單位和行業協會作用，加快建立有利于增強市場活力和提高資源開發效率效益的體制機制。
　　完善礦產資源管理法律法規建設。加快推進《礦產資源法》的修改進程，解決包括產權歸屬和礦業權設置等在內的礦產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中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制定《礦產資源儲量管理條例》、《優勢礦產資源保護條例》、《礦業權轉讓登記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修改《礦產資源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部門配套規章，加快推進配套規章建設。同時，充分發揮礦產資源規劃宏觀調控作用，加強礦產資源規劃分區管理，劃定一批國家規劃礦區、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價值的礦區和重點礦區，加強重點開采區內礦產資源規模開采和集約利用，嚴格控制資源、能源和環境容量超載地區新增資源開發項目建設。
　　加快技術攻關與技術推廣平臺建設。一是制定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技術政策。綜合考慮技術、經濟、社會等因素，按照不同資源類型和賦存條件，明確技術發展目標以及行業的技術結構、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對技術先進性與經濟、社會方面的合理程度作出評價，提出促進技術進步的途徑、路線和措施。二是開展高效采選冶技術攻關。緊跟國際礦業技術革命新趨勢，創新和推廣非常規油氣資源以及適合我國資源特點的低品位礦、復雜共伴生礦、難選冶礦高效利用技術，突破一批尾礦等廢棄物高值利用技術。研發和儲備一批戰略性資源材料和資源替代應用技術，加快傳統資源替代步伐。搞好礦業科技智庫建設。三是加快培育技術服務的中介市場。以礦山技術需求為導向，充分發揮生產需求在在科技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完善技術的專業化服務，鼓勵礦山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組建礦產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先進技術創新聯盟，完善先進技術信息共享平臺，加快先進技術的推廣應用和先進裝備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完善綜合利用的經濟激勵政策。一是通過政策約束和市場激勵引導企業高效利用資源，在資源稅改革中一攬子推行級差稅率，引導企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二是完善并推行稅收優惠政策，引入市場機制，獎優罰劣，激勵企業綜合利用共伴生礦產、礦山廢棄物，提高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合理補償礦山在綜合利用環節的新增成本，引導礦山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提高經營效益；三是研究解決礦山是否享受優惠稅率長期難以核定的問題，按照消耗儲量和礦產品產量兩大顯性指標，探索末端考核，即依據礦山消耗儲量的產出率高低享受不同稅率；四是制定并實施促進金屬回收利用的產業發展和財政、金融政策，開展城市礦產利用工程，有效回收利用30年高速發展所積累的資源類廢舊產品，提高二次資源循環利用率。
　　此外，還要加強行業自律和輿論監督，提高礦山企業合理開發利用資源的自覺性和責任感。比如，可以依托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設、節約集約模范市縣創建、綠色礦山試點等工作，系統總結典型工作經驗，多種渠道進行推廣；也可以建設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信息網絡平臺，鼓勵企業發布工作動態，展示工作成績，推廣良好的企業形象，提升其知名度。
　　時不我待，節約與綜合利用礦產資源是推動資源利用方式轉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重要途徑。唯有高效利用資源，才能緩解甚至擺脫許多資源即將枯竭的困境，唯有高效利用資源，才能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綠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