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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大環境的變化，國際礦業市場走入低谷，部分中國企業“敗興而歸”。在中國企業“走出去”升溫的同時，海外礦業投資卻陷入了瓶頸。對于中國礦業起來來說，出路在哪兒？
　　近幾年，中國企業頻頻走出去投資海外。在部分企業鎩羽而歸，以及“高投資低回報”的背景下，中企海外礦業投資也顯得任重道遠。
　　繼2013年上半年以虧損24億元被冠以“虧損王”之后，兗州煤業再迎厄運。2014年2月，兗州煤業公布了境外控股子公司兗煤澳大利亞公司2013年的全年業績，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該公司稅后利潤虧損8.32億澳元，折合人民幣約46億元，而2012年該公司盈利3.75億澳元。此外，兗州煤業預計2013年度實現的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將比2012年同期減少超過90%。而2012年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55.158億元。
　　專家分析，大環境低迷和匯兌損失應該是兗州煤業海外公司虧損的主要原因。業內人士表示，煤炭黃金時代已經徹底終結，兗州煤業的出路是壓縮產能、提高管理，而非持續擴張，否則吉兇難料。
　　與兗州煤業在海外仍然逆勢持續擴張相比，母公司兗礦集團的非煤產業卻多半遭遇集體折戟。
　　這是中國企業真實境遇的典型案例。
　　澳洲終結礦業稅
　　在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的最新草案即將邁過眾議院的最后一道門檻時，澳大利亞媒體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國企業"拋媚眼，由于中國的投資，澳大利亞礦業有望安然度過鐵礦石下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并非笑話。澳大利亞外國投資評估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06到2011年，中國向澳大利亞的投資有80%投向礦業。但隨著2010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陸克文首次提出名為"礦產資源暴利稅"的礦業稅種，中國企業對于澳大利亞礦業的熱情開始消退。
　　可以佐證的是，匯豐銀行一份報告顯示，2012年末，礦業在中國企業澳大利亞投資中所占份額僅為20%。同年7月，由吉拉德政府主導的新礦業稅方案"礦產資源租賃稅"正式實施。
　　事實上，鐵礦石價格的持續大幅下跌，澳大利亞的礦業已飽受其苦。據澳大利亞當地媒體報道，一些小型礦企陸續宣布破產。而中國企業被定義為扭轉澳洲礦業頹勢的關鍵因素。
　　雖不能將澳大利亞礦業投資巨大反差的原因簡單歸結到礦業稅上，但其政策的不穩定性，確實給中國企業的收購增加了不確定的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礦業稅的終結并不意味著澳大利亞礦業能強勢回升。這筆賬很容易算，實際上取消礦產資源租賃稅后對企業的幫助作用并不明顯。但長遠來看，礦業稅的終結的確會提高澳大利亞礦產開發的經營確定性，從而對投資者產生一定的吸引力。
　　這或許是抄底澳洲礦業的好機會。但中國企業卻顯得格外平靜。時至今日，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經濟增速放緩大大出乎國際礦企的預計。面對這種中國經濟的新勢態，不僅中國企業需要時間適應，國際礦業企業更需要時間來適應。可以肯定，中國企業對獲取海外資源的意愿并未有絲毫減弱。很多民營企業在積極為目標項目作著充分準備，只是更加理性。
　　衡量一個海外項目有5個最基本的要素，首先是資源量的可靠性，其次是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國的國家風險、運營的風險與合伙人的資信。如果不充分考慮這些因素，項目的失敗率基本上在80%以上。但這些恰恰被中國企業忽略了。這就使得中國企業所支付的收購價格顯得比較冤。
　　中亞或是新選擇
　　外部找礦首先要找準礦目，國家缺哪些，就重點找哪些；其次要考察好地區，一方面是地區的地質背景，另外是運輸交通方便；第三要考察好該國的治安、政策穩定性等社會風險。綜合這幾點，中亞地區或許是個好選擇。
　　近些年來，中國礦業企業投資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以及拉丁美洲、非洲等地。這些地區礦產資源豐富，投資環境也相對較為成熟，但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這些地區與中國遠隔重洋，交通運輸和通信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較高，從而增加了投資風險。
　　有媒體統計，就過去十年的情況觀之，中國企業礦業海外投資集中地域主要是澳大利亞、加拿大、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部分投資散落在印尼、蒙古等國。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這些地區的礦業并購成功率很低。雖缺乏官方的調查報告，但有業內人士透露，2011年的全球礦產大熱時期，我國海外礦業投資八成都以失敗告終。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對外開放路線政策的逐步清晰，不僅國企邁大了“走出去”的步伐，不少有實力有遠見的民營企業也已經在該區域排兵布陣。位處“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中亞地區，因其資源豐富、政治穩定等因素更是引起了不少礦業企業的關注。
　　中亞各國礦產資源十分豐富，境內已發現了眾多的有色金屬、貴金屬礦床，銅、錳、金、鉻、鎢、錫、銻、鉛、鋅等礦產儲量豐富。
　　以塔吉克斯坦中資企業“塔中礦業”為例。在戴塔根的印象中，這個礦區鉛、鋅礦資源規模很大，如果按當時當地的生產水平來說，至少會有800萬噸的金屬量，而且該地區不僅有大儲量的鉛鋅礦，還有豐富的銅礦資源。“國內現在10萬噸級的銅礦都很難得了，那里說不定會出現一個百萬噸級的銅礦。”
　　除了豐富的資源情況，中亞國家政治相對穩定，政策相對開放。塔吉克總統拉赫蒙對中資企業就十分看重，多次與中國高層會晤，還專門為“塔中礦業”投資的“中塔工業園區”進行剪彩。“塔中礦業”的經營情況十分理想，已成為塔吉克斯坦的利稅大戶，并為當地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實現了和該國的良性互動發展。
　　需要專業化思維
　　“走出去”企業需要改變傳統思路，從專業角度評估風險，設計不同的投資模式。
　　縱觀近年的失敗案例，主要是因為投資躁動，往往缺乏專業研究，不了解當地背景。比如只了解基礎業務如勘測、開采、礦業服務等，不適應整個礦業項目的長周期運作的經驗和資金壓力等。
　　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缺少的是“抱團”分散風險的能力。從根本上看，“走出去”有益于我國礦企拓展海外業務。但民營資本作為規模有限的“外來戶”，盲目決策“拍腦袋”不適應市場要求。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市場，“上億美元買教訓”頻頻上演。
　　不僅如此，隨著投資額放大，中國企業購礦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借貸，投資杠桿風險大也帶來新問題。以某上市礦企收購的南美銅礦價格為例，報價是項目此前轉讓市值的3倍以上。而礦業項目回報較慢，需要長時間資金周轉，一些企業在項目運作中便不堪負荷。
　　而另一方面，從美日等國上世紀的“購礦熱”來看，政府及協會等企業組織能夠在市場中提供何種服務，也關系到投資的成功。其中引導熟悉投資環境，創新融資模式是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