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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現全國環境戰略一盤棋
　　目前，隨著東部資源的枯竭，我們又把資源開發的目光投向西部。既然科學已經證明：“人進沙進、人退沙退”，那么盡量減少西部的開發活動，依靠大自然的循環再生能力，我國的生態完全可以得到恢復。因此，我們應當變“西部大開發”為“西部大保護”、“西部大休養”。據專家介紹，如果我們能夠給予西部50～60年的休養生息，不用花一分錢就可使100萬平方公里的荒漠變綠洲。
　　既然我國的“環評法”要求所有的項目都必須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那么，面對涉及大半個中國的“西部大開發”這一超大型項目，是否也應先進行環評？未經環評的西部大開發是否涉嫌違法？
　　西部是我國的水源以及大部分動植物資源的發源地、棲息地。
　　因此，西部環境對于保持全國的生態平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由山區到平原、由上游到下游、最后集中到交通最為便捷的江河入海口的城市化過程。
　　所以說，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也必然是一個“東部化”、“沿海、沿江化”的過程，我們豈能倒行逆施？
　　其實，經歷過勞民傷財的“三線建設”、“上山下鄉”、“5.7”干校運動的專家學者，對西部大開發的前景早已心知肚明。遺憾的是，這上萬億的學費和千萬人的骨肉分離，并不足以使我們警醒。目前，西部地區的高速公路、機場、工廠，幾乎都在重蹈三線建設的覆轍。
　　如今，我國西部的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蠻開采。在暴利的驅使下，大小老板如蝗蟲般地把生態環境已經十分脆弱的西部“折騰”的滿目瘡痍。西部的大片森林、草原、濕地，正在被工廠、礦山、機場、高速公路所取代。
　　而對新疆、西藏、青海、內蒙等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礦產資源的大規模開采，不僅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而且往往成為民族敗類煽動民族仇恨、分裂祖國、制造流血沖突的主要借口。
　　近年來，中國的地質災害成倍地增加，其中80%發生在西部。因此，把大批石化、鋼鐵企業以及東部人口集中到一些并不適合發展經濟的西部地區，無疑是一種對生態環境、人民安全極不負責的表現。
　　另外，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首先應當“經濟全國化”。而我們有些地區，在為獲取國家投資的利益驅動下，這也振興、開發，那也發展、崛起，四面出擊，大搞平均主義，顯然不符合經濟全國化的專業化大分工、顯然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我們認為，如果進行全國范圍的環境影響評價和專業化大分工，應將西部作為世界工廠的“后花園”發展林業抓“生態”；中部作為世界工廠的“食堂”發展農業抓“生活”；東部作為世界工廠的“車間”發展工業抓“生產”，并因地制宜地實行不同的政策和標準，將3000年前按照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封建割據的“小而全”劃分的行政區域，改變為按照經濟全國化布局、區位優勢和市場、環境條件劃分的“林業省”、“農業省”和“工業省”，而不能統統都去抓GDP。更不能到青藏高原去發展重工業；到長三角、珠三角去發展畜牧業。
　　實際上，西部經濟的落后并非群眾改革不積極、干部開放不大膽，而是由市場和自然環境決定的。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已經搞了30年的市場經濟，哪里該振興、哪里該開發、何時騰籠換鳥、發展什么樣的科技，都應當“無為而治”——順應客觀規律，由市場、環境說了算，而不能再靠計劃經濟的行政命令、長官意志。
　　眾所周知，西部每年都有數以億計的人口到東部打工或定居、都有大批企業向東部轉移，這些都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如果我們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傳統手段逆市場規律而動，只能得到事與愿違的結局。
　　總之，任何地區的產業布局，都應服從全國總體的戰略布局和環境影響評價，都應當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如同北京的水源地密云，必須服從北京的大局，不能搞“密云大開發”，去追求GDP。而東部地區也應當像北京補貼密云那樣，對為保護全國生態環境做出犧牲、并為東部提供了清潔的水、空氣的西部地區，給予財政補貼。
　　我們從長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實踐中不難看出，大量利用國內外的再生資源，比到西部去開發礦產資源，更有利于我國的環境。
　　17世紀，美國的探險家發現了黃石大間歇泉，同時也發現了豐富的黃金等貴金屬。這一發現，立即引起當地政府和礦業老板們的極大興趣。但當時的美國總統清醒地認識到：“環境也是資源”，“不希望看到世界罕見的大間歇泉成為一個積滿臟水的礦坑”。經過激烈辯論，國會通過議案，將黃石定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隨后又在中西部地區設立一大批國家公園。兩百年過去了，美國人由衷地感謝這位總統。正是這批國家公園，使美國西部的生態環境免受“瘋狂淘金時代”的洗劫。這對我們保護已經千瘡百孔的西部環境，是否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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